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倚南窗以寄傲 審容膝之易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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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能看見遊民?從龍山寺驅趕遊民談起

「遊民」是我碩士論文研究的主角之一,都市遊民基本上是人類群居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生態,絕大多數遊民都是人群的最貧窮者,他們沒有錢租子,打零工所獲得的報酬只夠購買最基本生存必需品:飲食與禦寒,也就是溫飽。有些老人連打零工的能力都沒有,只能靠乞討、固定的接濟以及政府的老人津貼過日子。少部分的遊民是個性使然,不喜歡任何固定的生活模式(包含居住地以及個人財產),這種例子不是沒有,但少之又少。 在中國歷史上,政府處置遊民的方式有兩種,比較常見的是提供土地、種子與農具(大多數是以無息借貸的方式提供),讓遊民得以到另一個地方開始新生活,這種情況以盛世居多。另一種則是以食物收編遊民進入軍隊,使遊民變成無家累的戰力,這種情況則以亂世居多。前者可稱為一種社會福利政策,通常被視為正確的政策。後者則陷入了一種矛盾的循環:戰爭造成了遊民、遊民變成了盜賊或軍隊,而盜賊或軍隊則造成了更多戰爭,直到政府崩潰為止。不要懷疑,中國歷史上的每個朝代,多數是這樣子滅亡的。 對法治社會來說,都市遊民是一種幾乎無解的問題,簡單來說:政府要照顧的是法律社會,但遊民處於法律社會之外。太過嚴謹的遊民福利是不可行的,遊民可能連身份證都沒有,政府要如何確定來申請「遊民補助」的人是遊民?太過寬鬆的「遊民福利」更會引來公平性的問題,也就是真正的福利可能會被法律社會內的人取走,如低收入戶、各類社會「邊緣人」。因此不論政府怎麼努力,由於遊民在法律邊緣之外,他們無法「證明」自己擁有什麼,因此無法「證明」自己是遊民。 真正能面對遊民並一部份解決遊民困境的,通常是鄉里仕紳,也就是戲曲小說中常常出現的樂善好施的「大善人」。在古代,鄉里仕紳通常就是大地主,大地主代表擁有大量佃農,由於地主必須負責協調各戶人力進行耕作(犁田與收割都要集中多戶丁壯共同進行),還要分配灌溉水源以及排解各類糾紛,因此大地主往往身兼地方領袖,也就是所謂的鄉紳。大地主代表著衣食無缺,甚至年有餘糧,因此鄉紳子弟比起佃農子弟更有機會「飽讀詩書」,一個飽讀詩書的鄉紳,怎麼可能無視鄉里遊民之挨餓受凍呢?因此每逢天寒地凍之時,鄉紳便會出來發放粥飯,提供禦寒衣物。 那麼,古代鄉紳會不會也要面對政府處理遊民問題進退兩難的困局呢?有可能,但問題不大。首先,古代社會是農業定居社會,鄉紳對於鄉里瞭若指掌,鄉里人物若生活過得去,不可能冒充遊民來領取粥飯衣物(因此古代鄉紳通常也會被政府收編為統治結構的一部份)。其次,由於定居社會的關係,太平時期不會有太多的流動人口,因此偶爾出現來自外地的「新遊民」,鄉紳的財力也不至於負擔不起。通常是這樣的:一個朝代能擁有多少耕地,便能擁有多少地主,因此在人口與耕地比例適合的時代,鄉紳與遊民的比例也能形成一種平衡。當然,一旦人口爆炸,耕地不足,遊民數量超過鄉紳的救濟能力的話,鄉紳便會反過來拒絕遊民,而大量遊民便會轉變為盜賊,從乞丐變成強盜。 政府代表著法治,法治代表著各類身份證明,因此政府無法處理遊民問題,但鄉紳代表著人治,人治不需要身份證明,反而可以適當的協助遊民。 回來討論現代,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商業社會,以前憑藉土地、農作物所形成的鄉紳,被依靠工廠、股票的商人取代了。鄉紳以感情管理土地上的人,而商人以薪水管理工廠裡的人,「大善人」因此越來越少了。其次,這是個高速流動的社會,人不再固守同一塊土地,因此就算有「大善人」,也無法消化蜂擁而至的遊民,造成了人心冷漠,富人與遊民截然二分的情況。 雖然很困難,但高速流動的商業社會裡,改善遊民問題恐怕還是得由政府以及富人的接濟開始。政府的任務在於:竭盡所能的讓「邊緣人」留在法治社會之中,換句話說,在政府能控制的範圍裡,盡量的以社會福利政策穩住那些隨時可能失去一切的人們,提供租金低廉的房子、減少失業、加強酒精與毒品的管理等等,這才是減少遊民的根本之道。富人的任務在於,找回人與人之間的感情,重拾「為富而仁」的社會責任,改善身處地區的遊民生活,甚至想辦法讓他們擺脫遊民身份,如提供就業機會、給予溫飽等等。事實上,每年過年都會有現代「大善人」出來救濟遊民,萬華公園灑水趨趕遊民雖然惡劣,但說真的這時代還不至於糟糕透頂。如果你不是富人,無法給予實際的救濟,你還是可以「關懷」這些議題,改變人心,必須從拒絕冷漠開始。 唯一要嚴厲批判的,是身兼富人與政府組織雙重身份的民意代表應曉薇,不論這位女士多麼的強調治安、環境問題,都無法掩飾她那愚昧以及冷漠的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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